日期：1957-8-16 作者：竹歌
竹歌北京五中在反右派斗争中，挖出了一个右派小集团。这个右派小集团从去年搞起来以后，攻击党、打击党员、挑拨党群关系，制造谣言、拨弄是非，干了许多破坏活动；整风开始后，又乘机向党猖狂地发动了总攻击。他们企图把北京五中搞得稀烂，夺取党在学校的领导权。
这个右派小集团的成员是刘庆寿、李慕白、刘圣时三人。早在1955年暑期，五中民进主任委员张宗骞调校外学习，刘庆寿便窃踞了五中民进组织的领导职位，组织他的右派小集团。他歪曲民进会章，说“民进不仅要发展进步的和中间的，还要发展落后的”。他早就看出李慕白（语文教研组长）来五中后，一直有反党情绪，又有一套迷惑人的“本领”。1955年春季，李慕白要求入民进，当时许多会员不同意，认为他入会动机不纯，思想落后，又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，不同意吸收他。而刘庆寿却为李慕白入会问题积极张罗，还亲自到民进市委去为他活动。经过一年，民进市委才批准李慕白入会。两个月后，他又借口“李慕白放在支委会里容易改造”，把李安插进了民进支委会。
刘圣时也是个一贯对党不满的分子。他在大同、天津教书时，就以反领导著名。来五中后，又经常在教师中拨弄是非。刘庆寿拉他做民进支委时，他起初还不打算干，刘庆寿就利用了刘圣时的反党情绪，捏造事实加以挑拨说：“党支部书记刘毓俊说你有问题，不能做民进支委，经我一再坚持，刘毓俊才同意了。”三言两语，刘圣时就把刘庆寿看成了心腹之交。他终于进了支委会，成为刘庆寿的“干将”了。
从此以后，这三个右派分子就在民进支委会里勾搭起来，施展了种种阴谋手段，排挤、打击民进支委会里的党员和党的积级分子。如费时中，过去一直做民进支委，可是，由于他后来入了党，刘庆寿就看作眼中之钉。在改选支委时，他先是装出一副关心费时中身体健康的好心肠，主张不提费时中为候选人。以后，又在向各小组布置讨论候选人时，鬼鬼祟祟地把费时中的名字划掉了。
再如吴家瑛一直积极靠近党，因此，就成了他们的心腹之患。为了把吴家瑛赶出支委会，就把她安放在宣教委员李慕白的控制下，使她无事可作；后来便借口吴家瑛做班主任工作，太忙，终于把吴家瑛逼出了支委会。以后，刘庆寿等就把对领导不满的袁书玉补做了支委。
这样，支委会里只剩下主委张宗骞（已入党）一人不是他们一夥的了，他们也必欲除之而后快。他们一面消极怠工，使民进的正常领导工作陷入瘫痪。另方面又散布流言，说张宗骞如何不干事，如何不信任他们。李慕白还到处叫嚣“张宗骞是校长、党员，又是民进主委，三重身份，他发表意见，很难分清是代表什么说话。”要把张宗骞挤出支委会。因为张宗骞还没有被他们挤掉，一年来，他们对张宗骞的毁谤从未放松。
刘庆寿、李慕白、刘圣时等右派分子，就是用这些无耻的阴险手段，篡夺了五中民进支委会的领导权，组成了他们的右派小集团的。
这几个右派分子从各方面拉拢人来反对党，来破坏学校工作。首先他们煽动那些在肃反、三反运动中有问题的人或对党不满的人向党进攻。肃反中有问题的张宝芬，在他们鼓动下起来要翻案；受过管制的费介贻，加入民进以后，就嚣张起来，整风时发表对肃反不满、“民主治校”等谬论。反右派斗争开始，他在民进会上作思想检查，李慕白说他“思想有顾虑”，并说“这种顾虑，恐怕不止费先生一个人有。”当即把费煽动起来，又大肆攻击了肃反运动。刘圣时和李树青过去闹意见，几年不讲话，但因为李树青对肃反不满，整风开始以后，刘圣时就积极和他拉上老同学关系，鼓动他向党开了火。后来李树青就要党支部答复他：他是好人还是反革命分子？有的经他们煽动以后，还扬言“要准备刀枪参加整风，要往党支部里扔炸弹”。
和其他一些右派分子一样，他们也制造了非党干部有职“无权”的谬论，来破坏党群关系。五中有四位教导主任，其中有两位副教导主任是党员，领导班主任工作和学生工作；教导处金主任和刘庆寿（代理副教导主任）领导教学工作。金主任和两位党员副教导主任分工明确，各有专职，可是刘庆寿硬无中生有，说金是“挂名主任，有职无权”。有一次陈副教导主任，请金主任给学生作报告，金当时因有事没答应。事后，刘庆寿就对金主任说：“你看，陈主任生气了吧！分工不明确嘛！我们得起来和他们斗争！”又有一次史地教研组开学习讨论会，金主任和学校党支部书记刘子健都去参加了，并发了言。会后，刘圣时对金主任说：“刘子健说的全是些模棱两可的话；你的发言很明确、肯定，这下教导处的威信树立起来了。”他们就是这样在党与非党领导干部之间制造矛盾的。
他们在教师中间也积极进行煽动，如李慕白说：“党有事不但不和群众商量，还保守秘密，弄得群众心里直打鼓，猜测党支部在研究谁。显然党不是把群众看作自己人。”企图使群众对党不满。当有的教师对教学工作提意见时，他们就别有用心地伸出大拇指来夸奖那些人“敢说”。
他们在整风开始以后，还操纵了五中的“激流”板报。负责编辑板报的工会副主席俞秋水，把一次民进座谈会上一些反动的言论登了出来。刘庆寿表扬“俞秋水这一期编得好”，并说“这样办板报才能对党发挥‘监督’作用”，还称他是“五中的郭沫若”。经刘庆寿这么一捧，俞秋水就服服贴贴地给右派分子利用了，使板报变成了右派向党进攻的工具。
这些右派分子也在党的积极分子身上下了许多工夫。去年评级调薪时，刘庆寿是评薪委员，他为了挑起积极分子吴家瑛对党不满，就在级别未公布之前，以讨好的口吻对吴家瑛说：“你才评了个四级，只增加五毛钱。”吴说：“我不计较这些事”。刘庆寿就跟着说：“我们本来提议评你为三级，可是吕副校长（党员）说你虽然班主任工作做得好，但教学就不能不受到影响。认为三级高了些，硬给你定了个四级”。吴家瑛听了觉得莫名其妙，怎么做好了班主任工作就影响教学呢？于是就去问吕副校长，才弄清吕副校长不是这样说的。刘庆寿拉吴不成，反而碰了一鼻子灰。他对吴家瑛向党反映意见，十分不满。有一次他无中生有地向吴家瑛说：“你平时向党反映的情况，党支部常常是原封不动地又告诉了人家，结果，弄得大家对你不满。”企图使吴家瑛远离党。但是多次对吴家瑛挑拨拉拢，都没有成功，他们就又对吴家瑛横加威胁打击。刘庆寿在整风初期放肆地指着吴家瑛说：“民进工作搞不好，就因为你老向党支部汇报民进的情况。”他们在民进会上，经常压制吴家瑛讲话。并扬言要整顿会员纪律，要给会员作鉴定。其他的积极分子也被他们打击过。如彭君实要求入民进，刘庆寿、李慕白说他“阴险、隐蔽，缺点不外露，难以改造”，拒绝吸收他入会；刘圣时辱骂青年团员王定玺是“小流氓”，等等。
这些右派分子在去年暑假期间，就发出了向党进攻的信号。当时，李慕白被选为出席民进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，刘庆寿以欢送李慕白出席大会为名，召集会员们在北海公园“仿膳”开会。李慕白在会上大肆攻击党提拔干部的工作，污蔑“五中党支部对党员照顾的太周到了。”接着刘庆寿就要大家对党支部提意见，一个个对党不满的人，都发表了一通反党言论，刘庆寿得意忘形地称赞了大家的发言，并决定召开一次对党“监督”的座谈会。
北海会议后第三天，刘庆寿在学校召开了民进支部全体会员大会。指定党员校长、教导主任和党支部书记出席。会前刘庆寿并秘密地布置人准备好了意见。他们在会上发表了许多攻击党的言论。吕清寰副校长在会上指出：“对学校的工作，不仅欢迎提批评意见，还希望提积极的建议。”会后他们又造谣说：“吕清寰不虚心，不接受对党‘监督’的意见”。打算一闷棍把党员领导干部打哑，只许他们胡说八道，不准党员说话。
整风开始后，右派分子们通过板报和召开各种座谈会大举向党进攻，有时党支部主张开小会，他们硬逼着开大会。他们还在市委、区委、区政协、民进市委等召开的一些座谈会上，发表了许多反党言论。他们是从以下几方面向党进攻的。
诬蔑党、打击党员
右派分子们首先是诬蔑党组织，刘庆寿说五中党支部“被群小所包围”。他深恨靠近党的同志，并狠毒地说：“我不能说他们是特务就是了”。他们还搞分裂党的活动。如有一次，刘圣时把党员王克骏和刘慧贞请到他家里去，挑拨说：“五中的党支部不民主，吕清寰作事独裁。今后刘慧贞说话应该大胆些。”又说：“因为你们俩比较公正，我才和你们说这些”。这两位同志没上他们的当。于是他们就又改变手法，咒骂党，恶毒地辱骂、打击党员，他们污蔑五中的党员都是些“不用脑子的人”；“五中的教育质量不高，是因为学校领导人的水平低，不懂业务”。刘圣时更污蔑党员张宗骞校长，说他是正在缠脚的女人，在工作中不是起的领导作用，而是起的阻碍作用；王克骏能入党，是因为“向党作假汇报，跑腿跑得勤”。这些右派分子们，说五中的党员，这个水平太低，那个品质恶劣，几乎都骂遍了。
攻击三反、肃反运动
刘庆寿、李慕白、刘圣时在校内校外的各次会议上，公开叫嚣三反和肃反“出了很大偏差”，极力为被斗的人伸“冤”。刘庆寿说：“肃反运动中说有百分之几是坏人，太主观了”。李慕白则说：“肃反运动是没有事找事”；说三反运动中对贪污分子的斗争，“只有党性，没有人性”。他宣传“胡风不是反革命”。他们鼓动肃反中被斗分子上告，并说“怕什么，不会把你关起来”。
把持民进与党对抗
北京五中的民进组织，在1955年暑假以前，对于有关学校工作的许多问题，都和党共同协商，合作的关系一直很好，因此，对学校工作也起了一定的推进作用。可是，自从刘庆寿、李慕白和刘圣时篡夺了五中民进的领导权之后，他们就破坏了这种良好关系，妄图与党分庭抗礼并进而夺取党的领导权。整风开始以后，李慕白在几次会议上，硬说：“民进的大事小事，自己不能作主，都得党支部决定。”民进副主席周建人在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的发言发表以后，刘庆寿说：周建人的发言意味着“收”，事先没有征求基层的意见，不能代表基层。刘圣时也说：墙从两面拆，我们不能同意，应该由党一面来拆。刘庆寿还宣传：“党有党的立场，只有民进才代表知识分子的利益”。但是他又说“民进中央和民进北京市委都没有替知识分子说话”。言外之意，只有刘庆寿领导的五中的民进才代表了知识分子的利益。他还在会上公开宣传：“民进不应该和党一个鼻孔出气”。李慕白更加露骨地说：“民进不能光当演员，也要担任排演、导演和编剧”。他要求每个会员要“独立思考”，不要秉承党支部的意见办事，不要贯彻党支部的决议。他们更肆意歪曲“长期共存、互相监督”的方针，只宣传民进要对党“监督”，不谈党对民进也要监督。这些右派分子，要夺取党的领导权的阴谋，已经昭然若揭了。
这三个右派分子如此猖狂地反党反社会主义，并不是偶然的，原来他们都有反动的老根子。在地主家庭长大的刘庆寿，一入社会就干上了国民党的青年军，参加了三青团。1947年在蒋经国办的夏令营受过训，1948年又在青年军北平西苑夏令营受训，听过国民党特务头子陈立夫的特务工作报告，学会了一套破坏学生运动的本领。1947年他复员转入北京师大之后，当上了师大青年军联谊会的常务理事，主办反动的“生活与学习”报，进行反对共产党、破坏学生运动的活动。1948年国民党特务殴打师大进步学生造成的“四九”血案，刘庆寿参加过事前的秘密会议。刘圣时参加过三青团，也是老早就有反动根子。李慕白出身于官僚家庭，他的胞兄是伪满的外交大臣。他读书时就加入了青年党。1939年到1945年，他一直做汉奸（当时他叫李牧伯），在日伪中央新民会干过社会科长、宣传科长、民教科长和秘书主任；当过“华北防共委员会”企划处第一组组长，曾到华北各地视察防共工作；给日寇编写防共计划、防共丛书、防共课本；办过“思想战月刊”“青少年半月刊”，大力为日寇的侵略战争宣传。日寇很赏识他，派他出席过在东京召开的“大东亚教育会议”，还派他同伪中央新民会副会长喻熙杰去日本访问。日寇侵华司令官冈村宁次还接见过他。
几年来，北京五中党组织和行政领导上，没有因为他们过去干了许多反动事情而歧视他们，相反，而是本着团结改造的精神，积极帮助他们，并让刘庆寿、李慕白担任重要职务，希望他们在工作中改造自己。可是，他们却高傲自大，一贯在工作上不负责任。刘庆寿在领导教导工作方面，独断专行，在学校里制造了不少混乱现象；并主张对学生采用惩办主义。李慕白也是从不好好领导和关心语文教研组的工作，平时不了解语文组教师的工作情况，甚至连谁教哪一班，担任多少节课都不知道。举行观摩教学，教师写出教案来他都不看。他经常是上课才来，下课就走。在教学中，他还向学生散布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毒素，如他在课堂上恬不知耻的要学生向他学习，说“我写一篇文章就拿七十元”，这样来宣传学文科大有“出息”。从许多事实来看，这些年来，这三个右派分子披上了人民教师的外衣，遮掩着他们的肮脏历史和反动思想，并没有改造自己。在这次反右派斗争中，他们的美丽外衣被扯下以后，露出了原形，大家完全认清了这原来是三只恶狼。
但是，当反右派斗争展开以后，他们还企图隐藏起来，又打起“批判右派言论”的旗号，召开了民进会员大会。刘庆寿在会上一再强调对党有过不满言论和整风期间发言激烈的人，不能算右派分子；李慕白则声称五中“没有右派，不要乱扔右派帽子。”许多会员揭穿他们企图打掩护的阴谋以后，他们又想施用压制手段，要整顿会员的“纪律”。可是，他们的阴谋诡计，都没有得逞。五中的教职员工们，坚决地和他们展开了斗争，在一系列的大小会上，揭发和批判了他们的反动言行。过去被他们蒙蔽和利用的人，也都积极地揭发了他们。经过斗争，这三个右派分子已承认他们想把五中搞烂及其反党的阴谋，并在人证物证面前，被迫交代了一些反动活动。但是，对于许多问题，他们仍然企图顽抗狡赖，甚至还在向党继续进攻，如李慕白在批判他的大会上还说：“我知道提‘独立思考’是错误的，如果每一个共产党员、民进会员都独立思考，那还了得！”他还是在污蔑党不要人独立思考，这话是多么狠毒！但是，人们的眼睛已经擦亮了，任何花招诡计也不行了。五中的教职员工们在反右派斗争中更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，他们表示要和右派分子坚决斗争到底，彻底粉碎他们的进攻。
来源：1957年9月 《人民教育》杂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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